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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群体的求存与思变

  在中西医之争的背景之下,成都市中医师公会,可被视为该地中医群体为“求存”而“思变”的一个典型例子。作为成都唯一的中医职业团体,中医师公会一方面需要最大限度地维护中医师群体的利益,另一方面又需要通过完成政府的命令以保证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在二者发生冲突之时,对于政令的遵守显然放在首位,因此不免会引发团体内部分成员的不满。与此同时,中医师公会因为其唯一性而自视甚高,屡屡与其他中医团体发生冲突,这就导致了中医群体内部的进一步分裂。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医师公会并未发展成为一个相对成熟且高度自治的职业团体。

  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医师公会在其存在期间仍为地方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932年至1941年,虽然成都政局不稳,中医群体也不受重视,但国医公会却颇有作为,通过组织中医登记、审核从业资格等方式规范中医队伍,举办国医讲习所、招收伤科速成救护班造就中医人才,并于瘟疫流行之时自发组织救护队施诊送药,有效地控制了疾病的蔓延。此外,该会还创办《医药特刊》以宣扬中医学术,组织“上京护医团”参与中医维权斗争,在抗战时协助政府征集医药良方以救治伤员。可以说,国医公会在这一时期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对地方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20世纪40年代初,国医公会奉令改组为中医师公会,此后便逐渐走向衰落。1945夏,四川爆发大规模霍乱之时,成都市中医师公会的“领导者”地位被成都县中医师公会与四川省医药学术研究会取而代之,后来有报道称:“……四十年成都霍乱流行,当局言中医不能治霍乱,那时并无任何人发言,只有上述两会(指四川省医药学术研究会和成都县中医师公会),不避权贵自动发起抢救霍乱病人,印大批传单施诊送药,后来还公推周权阜先生编纂一部《霍乱集萃》的书籍,里面记的很详明,并且有市长陈离先生亲笔奖函为证。”除了对外部事务的“不作为”,中医师公会的内部纠纷也频频发生。从1946年的“东区主任选举风波”,到1947年理监事对于理事长的联合控告,私人恩怨、门户之见和利益之争互相纠缠,导致了中医师公会内部的分裂。而政府听之任之、不愿插手的态度则在客观上加剧了这一趋势,致使中医师公会因陷于人事纠纷而无所作为,后期基本趋于瘫痪。[25]

  在中医师公会成立的前十年,成都的社会环境并不稳定,军阀混战,防区割据,直到1935年刘湘才统一川政。而在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成都又连续数年遭受日机空袭,治安混乱,人心惶惶。同时,成都虽不是中西医之争的论争中心,但政府对中医仍存在歧视,只将中医师公会视为管控中医的工具。20世纪40年代之后,鉴于中医在抗战中做出的贡献,中医群体的境遇才有所改善。1945年之后,战火逐渐平息,社会环境趋于稳定,全国中医师公会联合会也在重庆成立。但外部环境的改善并没有促进成都市中医师公会的发展,反而加剧了其内外矛盾的爆发。在环境较为艰苦的时代,中医师公会能够抛开个人恩怨,齐心协力推进会务;而在前途一片光明之时,中医师公会却随着“改组”而逐渐走向衰落,其中的原因值得进一步探讨。

  “改组”之所以会成为中医师公会“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可归纳为以下三点:

  第一,成都中医一直囿于“门户之见”不甚和谐,而“改组”无疑刺激了私人恩怨的爆发。彼时成都中医界门派林立,诸如“火神派”、“寒温合流派”等。[26](P.135)不同派别间本就存在矛盾,后来又牵涉到团体利益之争(如市、县公会),随时间推移逐渐化为积怨;而改组后中医师公会权利的扩大,无疑增添了公会内各项职务的吸引力,中医们为了获取实际利益而互相控告以争升任,私人恩怨与权力之争叠加,导致人事纠纷频发。

  第二,成都市中医师公会的衰落与政府的放任态度也有一定关系。就法律层面而言,成都市政府主要依靠中央政府颁布的法令管理中医师公会,并未颁布地方性法令进行约束;在物资支持方面,政府几乎没有对公会提供专门款项,完全是任其自身自灭。20世纪40年代初期,当市、县中医师公会对权责范围存在争议时,政府并未给予明确认定,因此进一步导致了中医师公会的外部权责纷争;而对于其内部的人事纠纷,政府往往采取回避态度,并未进行积极引导化解纠纷,致使中医师公会因陷于人事纠纷而无所作为,后期基本趋于瘫痪。

  第三,“改组”加剧了传统中医与西方制度间的矛盾。中医行业组织一直都较为松散,且内部也无确定之职位,更无严格的选举制度。但20世纪30年代初成立的中医师公会为了更好地实现团体自治,在内部架构的设计上完全仿照西方,舍弃了原有的组织规则。根据成都市中医师公会简章第三十七条规定,常务理事、监事及委员任期均以两年为限,任期满后要召开会员大会重新选举。在改组之前,由于外部环境相对恶劣,政府不甚重视,因此公会内部较为团结,在人事安排上也不拘小节;而在改组之后,外部环境趋于稳定,公会也被要求严格照章选举,此时便暴露了种种问题。理监事联席会为了维持其权威、控制会内的人事变动,公然破坏民主选举,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其难以接受此种组织形式。

  虽然中医职业团体是受西方影响、模仿西医而建立,但其仍未摆脱传统中医行业组织的影子。中医师公会以西化之制度规范传统中医,本就存在一定的问题,在具体施行过程中也并未进行调整,而是直接照搬,因此也存在“水土不服”的问题。在中医师公会“改组”之前,该会并未严格遵循选举制度,因此公会内部相安无事。而在“改组”之后,当会员们试图通过西方所宣扬的“民主”、“法治”等观念规范团体时,公会的领导者却不愿放弃绝对控制权,并设法操纵选举。在此种情况之下,矛盾与冲突便接连爆发,最终导致中医师公会彻底瘫痪。

  作为成都市唯一的中医职业团体,中医师公会呈现出比其他中医团体更为丰富的面相。从建立初期的兴盛,到改组之后的衰落,中医师公会所表现出的矛盾与变化其实正是中西医文化碰撞交融的真实写照。对于以“复兴”中医为己任的公会创始者而言,向西医学习是一种不得不采用的手段,因此他们希望借“职业团体”来重塑中医形象。但在事实上,中医师公会在东西方医学文化的博弈之下爆发出诸多矛盾,最终只能以无法解决的纠纷收场。成都市中医职业团体从“国医公会”到“中医师公会”的转变,可被视为新旧更替之下中西医学文化碰撞的一个缩影。虽然成都的中医群体以创建中医师公会来实现“文化重构”的目标并未完成,但他们的实践与努力却为地方医疗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并为高度自治、自律的近代职业团体勾勒出模糊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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