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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的改组与衰落:从国医公会到中医师公会

  1941年5月行政院公布《中医公会组织规则》,同年12月14日,成都市国医公会奉令改组为中医公会,并于1943年1月正式将名称改为“中医师公会”。1943年9月,政府颁布《医师法》,次年6月,成都市政府要求中医师公会依照《医师法》再次进行改组。

  根据《医师法》的规定,各县也分设有中医师公会。由于成都市、县划分范围的调整,国医公会在改组为中医师公会后,不仅内部频发人事纠纷,与成都县中医师公会也存在矛盾。虽然在20世纪40年代之后,成都市政府对市中医师公会逐渐重视,中医地位也有所提高,但成都市中医师公会却因陷于内外纠纷而疏于推进会务,后期基本趋于瘫痪。

  (一)外部权责纷争

  1944年,成都县中医师公会成员联名状告成都市中医师公会,责备该会筹备改组时间过长,要求撤换市中医师公会的几位主要负责人。这场火药味十足的笔上官司持续了近半年,最终以成都市中医师公会撤换理事长并按期完成改组而告终。[16](P.7-8)

  在国医公会改组为中医师公会之后,前国医公会部分成员也离开市公会进入其他医药团体。带头控告成都市中医师公会筹备不力的文琢之,就是前国医公会成员,并在该会担任审核科主任一职。1937年,他曾组织调查全市中医的具体情况,调查完毕后汇编成《成都市国医调查录》,对每位中医都有详尽之介绍。[17](P.378)作为成都国医公会曾经的得力干将,文琢之所告之人多为他在国医公会就任时的同僚,改组之前他们曾并肩工作,而在改组之后他们却分道扬镳,这一转变令人深思。在给政府的呈中,文琢之指控谢铨镕等人“惯行上矇下蔽之法”,一个“惯”字意味深长。因此,对于这起控诉案是否与某些私人恩怨有关,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除了中医师群体间可能存在的个人偏见之外,二会间的矛盾或与成都的县市区划改变有关。民国建立之初,成都仍沿袭旧制,城区分属成都、华阳两县。1922年,成都成立市政公所,成都、华阳两县不再管辖城区。[18](P.4)1939年国民政府批准成都市扩界方案后,四川省政府要求成、华两县政府搬出市区并移交市区行政权利,但实际上县市之间的交锋却从未停止,直至1945年才正式交割。成都县国医公会成立时,市县经界尚未划分,有城乡会员约300余人。后成都市政府被批准扩界后,外西西城乡、外北万福乡等区域并未明确归属,因此该区域的中医师登记问题就成为了市、县中医师公会权利之争的焦点。1942年,成都县中医师公会向政府呈请要求明确该区域的权责范围,但政府只表示“本市区内执行医业之中医均应来府登记”,并未明确此区域内的中医师登记一事到底由成都市还是成都县中医师公会负责。[19](P.56)区划范围的不清晰,就成为了二会产生矛盾的可能原因之一。

  (二)内部人事纠纷

  成都市中医原分五区,后来由于成都市区范围扩大,外北外南医师增多,增设2区,扩为7区,分别为外东区、东区、外南区、南区、西区、外北区、北区。每区各设正主任一名,副主任因各区人数不一分设一至三人。[20](P.12)

  1946年1月,成都市中医师公会第二届理监事改选完毕。2月22日午后3时,东区召开会员大会选举主任,并请成都市政府派指导员莅临监选,得票最多者钟秀康当选。对此,中医师公会不予承认,称其会已于2月4日第一次理监联席会时就已经通过决议,决定聘请张子纲为东区主任并已经下达聘书,指责钟秀康等人蒙蔽政府,违法召集选举大会,要求对其严加制裁。而钟秀康则指控李斯炽等人是因其党羽未能当选而心怀怨恨,指责其“意欲独裁”、“破坏民主”。这次纷争最终以政府“东区主任选举无效”的判词而终结,而根据则是2月22日到场的政府指导员所呈交的报告。该报告称,“当日实到会员27人,查该会东区会员名册及章则,该区前主任钟秀康称东区共有会员50人,名册早已遗失,各区皆无章则,选举纯系依循向例。回府后查证东区会员实有68人,当日到场人数未过半,选举无效。”[21](P.17)

  在选举东区主任失败之后,钟秀康于1947年2月中医师公会理监事换届选举时,联合中医师公会会员20余人,向省府指控筹备负责人钟秀甫、李斯炽等人没有“公正筹备”。他指出,该筹备会所印会员名单共386人,其中有数十人均已死亡,然而名字却公然列入名单中,说明筹备会成员意图用逝者之名义顶替选票,此种行为实在是罪大恶极;同时又对于自己未能选上东区主任一事大加渲染,称钟秀甫、李斯炽等人“在任期内对于各区所公选之主任一概否认,而另派其私人充任。且此次发放入场券一事,倘若无人签收则代为签到,因此到会不过数十人,而签到则有200余人。”此外,他还宣称以李斯炽为首的改选筹备委员会在对会员发放通知的过程中存在不公:“实对其党羽则先行通知,对其他会员则迟至10日或11日才送达,且有公然不送推脱不知住处者,以致其他会员不能入场选举,缺席者甚多”。最后他指责钟、李等人为了连任不择手段,因此请求政府指派指导员加以监督,保证中医师公会得以公正筹备。[22](P.7)

  在李斯炽与钟秀康等人的纠纷中,“民主治国”、“依法选举”作为指控的关键词,实际上是会员对于市中医师公会的组织模式的质疑。到底该区主任应该由会员们选举产生,还是应该通过理监联席会议推荐决定,这直接关系到公会的选举机制。该会在总章中就已经明文规定“全体会员大会为本会最高职权机关,凡审核预、决算及决定本会一切重要事项,皆属之”“各区主任由理监联席会推荐并聘任”[23](P.140)。钟秀康违反章程私自组织选举,本属不法之行为,但其坚称选举是依时势所趋之“法”,虽可能是他为谋东区主任一职而进行的牵强附会,但也足见其对“民主选举”的渴望。实际上,他所控诉的“会员选举权被夺”并非空穴来风,理监联席会确实已经控制了国医公会内部的人事变动,所谓“选举”也变成了不同派别间的力量角逐。

  为了争夺权利,理监事成员间也存在矛盾。1945年,该会的理监事联合控告理事长何龙举,称其在收纳成都市中医师乡镇储蓄过程中大权独揽,不通过理监就直接命令各区主任进行收缴。他们还声称,储蓄于5月已经收缴完毕,但何龙举却一直拖至8月才上交给政府,何龙举可能存在贪污行为。不同于前几则纠纷,此案不只停留在笔上官司,而是闹上法院,昔日的理监事成员与其理事长对簿公堂。最后据政府查实,何龙举所报乡镇储蓄姓名数目清册与该会门首榜列数目完全一致,因此判定该会理监事成员对其的指控不实。尽管在公会内部闹出如此丑闻,但何龙举仍不避嫌,希望能够重新担任该会负责人。在1946年他就曾急切地表示,因为该会选举在即,希望政府能够对他有无犯罪过失给出一个明确的答复,好让他能够按期参选。[24](P.23)

  根据成都市中医师公会简章第三十七条规定,常务理事、监事及委员任期均以两年为限,任期满后要召开会员大会重新选举。[23](P.141)在中医师公会未改组之前,该会只举行两届换届选举,在选举过程中也鲜有人事纠纷,而在改组之后,随着中医师公会职权范围的扩大、政府重视程度的提高,在公会中身居要职不仅象征着地位,还可能带来更多的实际利益。根据该会章程,中医师公会具有强制执业中医入会及限制其退会的权力,而一旦退会,中医师就不能再继续执业,所以中医师公会直接把控着普通中医师的执业命脉。该会除了向会员收缴会费之外,还可以代收其乡镇储蓄,权力不可谓不大。因此,对于就任者想要连任、未当选者挖空心思想要当选、在选举过程中理监事及各区主任之间互相控告等一系列争端的发生,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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